我第一次聽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名字，其實是在李立群跟李國修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相聲作品裡，背景是華都西餐廳，到現在，我都一直搞不清楚他們是不是真的在所謂的華都西餐廳錄音，那些片段有如夢境。因為我小時候有個很怪的習慣，就是會聽故事或相聲卡帶睡覺，這應該要感謝我媽，你知道每個父母都以為自己的孩子臉會長得像都敏俊，腦子是愛因斯坦；可惜我只是一個秦偉臉的腐儒窮士，如果被安插到三國志十一代裡，武力大概只有5，智力頂多18，其實這樣的人很多，但不可否認那些錄音帶影響我很深，我五歲就懂得用很多成語，小學就很會吵架，說話一直是我的強項。
回到有如夢境的華都西餐廳，如果那真的是一場夢，榮格就會努力地想要透過自己與作夢者的生活經歷開始展開對話，某個意義上來講，我會覺得榮格過渡在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這兩個詞一出，我又成了吊書袋的王八了，王八其實是烏龜，烏龜有事沒事就縮回自己的家裡去，這種形象其實真的很像我。但是說到底，那是不是夢也無所謂的，在榮格的個案裡曾經出現七、八歲一個小女孩，在繪本裡畫出了許多如同啟示又有如地獄的東西，榮格對這種事都能覺得接受，那對我這種三十一歲成年失意男子偶爾想起睡夢前的華都西餐廳，應該只會覺得無趣吧。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裡的第一個段子，李國修就詮釋了一個男子當時在台北街頭遇見了一個女孩子的故事。其實《那一夜》整個作品的設定與鋪陳是非常後現代式的，特別是在民國七十幾年那個蔣經國的年代，台灣自由開放的序曲響起之前，這樣的手法，我到很多年後才明白，其實他們是立足那個年代，一路往回推到清末民初，我想那時候還沒因為夢想家而黑掉的賴聲川是做了非常多的訪查與考據的。可惜他黑掉了，今天不管你是誰，只要碰了一點錢就會有麻煩，如果大家都有點小錢的話就無妨，問題就是錢總是在少數人手上轉，一般人對轉來傳去的東西本來就會越看越不爽，況且是自己繳的稅金在別人口袋轉，那個不爽可想而知。
在《那一夜》的第一個段子裡，李國修提及了杜斯妥也夫斯基與《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一書，那個時候我不明白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作者與什麼樣的書，後來假掰的買了《罪與罰》，會買它其實要追到太宰治，太宰治有要往前追不過我不想寫了，總之買了《罪與罰》之後，翻了幾頁，重新遙遠地繫連上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後又在《非理性的人》裡，白瑞德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實是存在主義式的作家，我才將一切慢慢的勾勒出來。其實《那一夜》的開頭幾句話，就非常地存在主義，在李立群對李國修的提問裡，如果你是行家的話就會明白。
其實人生裡的每個相遇，真的都是久別重逢，從榮格的夢到李國修的相聲，這些都是生命旅程中的一些路標或是點，多數人就會任由他們悠然自得的躺在記憶之海裡，讓它們漫漫地漂流、離散，有些人會透過某種方式去把這些符號繫聯起來，構作成一幅屬於自己的地圖，這份地圖很可能在旁人眼中是無意義的，其實這整段文字都是無意義的，它唯一可能有意義的途徑是，文中散亂的名詞、符號或是片段，勾起了閱讀者生命裡的某個片段，那這篇文字就會有意義，我的生命地圖，才會對某些人有意義。
這段文字的駁雜、混亂與無邏輯，其實某個情境中，就是生命的隱喻。
由我反問一句，你真的覺得你的生命是清楚且條理分明的嗎？
我想不是，如果一切都是清楚且條理分明的，那就意味著你我能夠預知與掌握一切，那就不會有痛苦，因為我們能避免那些不可測的偶然性，但是，生命中其實是充滿偶然性的，我們絲毫沒有把握下一秒會遇見誰、愛上誰、失去誰、痛恨誰，生活也是，我常在課堂上說，你以為你能控制自己，但連下一班捷運會不會準時到來，有時候我們都沒把握。
於是在這些混亂、駁雜與偶然之中，我們反而證成了生命應該是要學會反思與珍惜的，去串起你生命歷程中的那些路標，讓它們清楚，再往前走之時，才會因為憂慮害怕失去身邊僅有的微小幸福而更懂得珍惜。
給李國修先生，雖然我已經寫過文章懷念你了。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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